乡下集市的春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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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八百公里外的故乡，人们换上干净衣裳，骑上摩托或者电驴，去赶那三天一次的村镇集市。
自古以来，乡野虽然广袤，但依然封闭，作为熟人社会，农人们打交道的无非自己的田地、村人或者亲友，平时很少接触外面的社会，因此集市就成为与外人、外界交流的主要平台。可以说，集市反映着农村的经济、文化的发展程度。
那还是物质匮乏、交通不便的时代，集市象征着外面广阔精彩的未知世界，吸引着方圆十几里的人们。大家穿上干净衣裳，三五成群，走上五六里山路，汇聚到公路旁的集市。
集市上卖的多是锅碗瓢盆、肥皂洗衣粉类的日常生活用品。还有一些小吃摊，引得孩子们口水哗哗流。也有农民挑着新鲜的蔬菜来卖，但买的人不多，大家都是种地的，你卖的菜自家菜园里大半都有。还有卖衣服的摊位，那些漂亮的新衣仿佛外面光鲜亮丽的世界，引得年轻姑娘、小伙和小孩子们流连忘返。有时会有老农牵着牛和羊来卖，多半是家中急需用钱的。公路上偶尔开过一辆长途汽车，我就很羡慕地望着车里的人们，那时候出门远行的人还很少，我多想跟他们一起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天的集市显得更为重要。除了上述商品，种子、化肥、树苗、农具是主角，几家人往往合着叫一辆拖拉机，把这些生产物资采购齐，拉回家。接着，就是连续一个月的繁忙春耕了——乡村一年的生产、生活就从这春天的集市展开。
首先是集市的意义发生变化，不再带有文化交流的意义，就是简单的采购。而采购的主要对象，演化为菜、肉、米，以及日常食品。在农村买菜买米吃，成为主流（与《乡下春天的葬礼》相同，本文仍然不以发达的沿海乡村为描述对象）。
买米，一般在2元/斤左右（分早晚稻，早稻品质差价格低，晚稻品质好价格高，算平均），一户四口之家一年的米钱约摸七八百元。
买肉和蔬菜，这个是大头。乡村集市的肉与菜多半是外来的，菜价也与城市接轨，比如，近期肉价是12元/斤，略高于上海，反季节蔬菜苦瓜、豆角等，5-6元一斤，与上海差不多。
还有种子，以往从买种子到育秧，需要耗费农民大量的精力，现在有专门育秧苗的公司，直接售卖秧苗，农民只需要买回家种在地里即可，农业的分工越来越精细。
这些反应出乡村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！
与大家印象中的不同，农民的“职业”早已发生巨大变化！
自古以来，农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种田、种地（蔬菜、经济作物）、养猪、养牛（耕种用）。现如今，农民们基本不再种田，原因是不划算。
算账如下：我所在的江西丘陵地区，亩产1200斤左右，稻谷一元/斤左右，因此每亩产值1200元左右，抛除生产资料，搭上人工，辛苦一年，利润约三四百元一亩，难以维持生计。因此乡村的做法是承包给专业农户，出租价格也在350元/亩左右。承包户们有着专业机械，规模化生产，一亩的利润200元，承包1000亩就是20万。但前提是要整村整村的承包，如果中间出现某户的自耕地，就无法连片耕种。因此某村如果不做农民，就必须大多数人、甚至整个村都不做。
然后是菜地。农民们不再种田，空余时间多起来，就必须寻找其他生路。外出务工仍然是主流，但50岁以上人群难以在外地找到工作，就只能在附近做些小工，或者附近的锯板厂之类的小作坊打工。人们时间有限，菜地疏于管理，产量并不高，自给自足都困难，需要频繁采购。
再是养猪。都说江西人一会读书，二会养猪，除了种田种地，养猪堪称大事。我们这代及以前，乡村长大的孩子，课余、玩耍之余，大多时间都交给了打猪草、喂猪（以及放牛）。而现在，养猪不划算（主要是费时），政府又鼓励规模化养殖，导致散户基本不再养猪，肉食只能采购。
还有养牛。以前乡村家庭分家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买牛。耕地全靠牛，没有牛就无法进行农业生产，而农人又惜牛，轻易不借。现在不种地了，且让位于机械，牛就纯粹成了经济产品，牛肉昂贵，非逢年过节、办酒席不会购买。
不再种田种地、养猪养牛，以及乡村分工的细化，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，从繁琐的劳作中解放出来，带给乡村发展巨大的可能性。乡村发展的春天到了！
例如从事专业养殖。多年前，父亲看完中央7套《致富经》，大受鼓舞，决定饲养竹鼠，于是把老屋整修一番，买来鼠宝宝若干。困于农事，形不成规模，且只有一户在养，渠道商不愿意上门收购，久而久之，竹鼠越养越瘦，折本而终。如今无需务农，且整村都闲余下来，如果政府有针对性的引导，就有机会形成特色、规模养殖。
再如提升专业技能。可以整村、连片地进行技能培训，整体对外承接业务，例如地产界知名的宁波象山施工队，团队专业技能强，更重要的是稳定，便于管理，广受市场欢迎，对外的议价能力也高。
不久后商户们集体上访，原因是生意做不下去。镇上居民、附近村民习惯了老集市，不愿意爬一个大坡，到满脚黄泥的新市场购物，用脚投票，依然自发去老市场交易。新市场门可罗雀，商户们要求退钱撤场，开发商自然不答应，引发集体上访，镇政府焦头烂额。
可喜的是乡土社会有其运行的自然规则，熟人社会，重人情，甚至有些顽固，对不合理的行政命令有一定的抗力。试想，换在城市，政府要搬走一个菜市场，要关掉一条街，要清走一批人，有的是办法，而在乡土，并没这么容易。
可叹的是乡镇级政府职责的缺失。作为中国行政管理的最末端，乡镇政府从思维，到能力，到管理上陷入尴尬境地。
如老家所在镇，人口4.3万，干部60余名，略多。但落到具体工作上，60余名干部并不够用。
如今的乡镇政府堪称“万金油”，无所不能，又无一精通。
乡镇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是发展经济。当前大多数中部地区乡镇，发展经济的主要套路简化为引进工业，主要是沿海地区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，如鞋厂、加工厂（有污染的化工厂、有色金属一般入驻县级工业园）。
其次的工作是维稳。防范安全事故，防止群体事件，处理上访，就占用了一大块精力，这也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饭碗。
再就是与上级县政府的对接。经过精简，县级党政机关、县政府委办局仍有不下五十个，县委部委委办局及其他委办局不下五十个，60余名干部，光是与上级对接， 完成上级交代的工作，就够喝一壶的。
最后才是农业和农村管理。由于无关乌纱帽，无关政绩，无关吃饭（财政主要靠工业和上级拨款），又难以升迁，这块工作就显得随意和乏力。从分工上，农田、水利、畜牧、种植、新农村建设……有没有专业知识不说，往往由不同干部兼任，谈何管理。
另一方面，乡镇政府的尴尬又令人心酸。
首先，乡镇政府自身专业水平有限，没有财权。没有钱就无法引进外力，不懂规划，缺乏配套，才会出现镇政府拍脑袋迁集市的做法，劳民伤财，吃力不讨好。
其次，乡镇政府没有执法权。乡村本来自带封闭属性，又是人情社会，即使乡镇干部有心办事，面对各种阻力，面对各种事件，只能靠人力、嘴力，结果只能听天由命。
乡镇以下，村委作为村民自治机构，不是政府，又非社会团体，更无钱、无权、无能力，仅仅作为一个上传下达的传声筒以及本地村落利益的平衡，聊胜于无，更别谈管理、引导和服务了。
反之，乡镇政府、村委会无钱又无权，而乡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，对乡镇政府、村委存在不信任甚至敌视观念，有事求政府，无事骂政府，“端起碗来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”，导致乡镇干部两头受气，有苦难言。
综上，乡村行政管理、服务的缺席，乡村干部的乏力，加之“乡绅”群体的消失，导致乡村发展完全呈现放任自流的状态。
农民的“解放”与乡村发展的巨大可能性，停留在理论上。
其实，乡镇政府、村委，仍可以为农民做许多事，如像上文所说，可以结合地方特点，规划发展规模化、特色养殖，整体对外销售；
或者整村整体技能培训，特色手工、特色食品、红白喜事、电商、建屋、装潢，乃至修路、施工……在区域范围内，进一步细化农村分工，细化管理，打造整体竞争力；
再比如，靠近城市、交通便利的，发掘本地文化，组织民俗活动，开展休闲农业。或者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，制定生产标准，引导农户共同参与；
或者针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，组织中老年群体学习科学教育，摒弃传统“打骂式”教育、粗放式教育。或者组织乡村儿童学习英语，不要让城乡教育差距越拉越大；
甚至从政策层面，放宽农村户籍管制，让有能力、有意愿、能为乡村发展带来贡献的群体回到农村，带动农村发展。甚至可以像北京、上海设置户口门槛一样，设置评分标准，为农村做出多大贡献，才能允许迁回……
当然，笔者只是举些旁观者的例子。类似的事情，落到具体工作中，更合适的肯定有很多，比我有发言权的基层干部就太多了。
同时，这是件系统工作，在乡镇政府、村委信用萎缩，能力不足的情况下，上一级的县级政府、各种社会团体，就更应该积极、主动参与进来。
尽管时代发展至今，与外界的交流，无论网络还是交通，都已十分便利，乡村视野开阔了许多，但“圈子”属性仍然根深蒂固。例如，乡村优质资源，如果没有血缘、地缘关系，外来人往往难以稳定租用，在缺乏权益保障的情况下，难有外来资本、人才引导乡村发展。
其次是小农意识。“各扫门前雪”，决定了农民自发组织起来，像当年的小岗村一样，集体寻求发展、改变现状的路径难以实行。
因此，政府无作为，自身无能力，外部无借力，好不容易“解放”出来的农民，好不容易看到的春天，又陷入绵绵阴雨。
结果“解放”出来的农民并没有多少出路，只有务工——外出当农民工，或者到本地工业园上班，或者就近做零工。
如《乡下春天的葬礼》所述，农民缺乏技术，缺乏资本，务工也是无奈之举。
外出务工已经不是好出路，沿海地区低端产业本就难以生存，就业机会渐少，工资也不见涨，生活成本又高，并不划算；本地工业园区上班，月薪两三千元，年收入3万元左右，没有社保，不交金，脱离土地，生活所需全部需要购买，不仅目前生活捉襟见肘，孩子的教育、将来的养老难以负担；就近零工，则不稳定，仅适合50岁以上群体补贴家用。
半工半农，结果非工非农，农村真实失业率可能比数据显示的高得多。许多外出务工人员，往往是沿海——老家两地跑，有活干就出去干几个月，外面不好混就回老家呆几个月，收入大打折扣。
还有许多农村“啃老族”，不愿种地，又嫌打工不赚钱，做零工丢面子，或宅在家混日子，或横行乡里，或外出犯事乃至违法犯罪。伴随着这些，农村离婚率高涨（城市离婚多是双方的选择，农村离婚多是过不下去，生活所迫），出现拖儿带女集体啃老现象。
仿佛是开玩笑，这些五六十岁，即将丧失劳动力的群体，已然成为农村支柱。再过十余年，当他们苦了一辈子，耗尽了人生最后的血汗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无法养老，还要被后代拖累，更苦的日子还在后头。
还有春天乡村集市的另一主角——种子与秧苗，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。
原本乡村许多作物，无需买种子，上一年作物成熟，留下一部分种子作为次年的种子即可。可现今的作物，因为商业利益与转基因技术，许多作物自身的种子无法使用，只能重新购买种子或者秧苗。
现今转基因泛滥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，例如玉米、青豆、豆角、茄子等，除了偏远山区，早已没有本土基因。此外，滥用农药、化肥，滥用各种激素，滥用保鲜技术，使得农产品问题越来越多。
为何在以前，农产品就没有这么多问题？
乡土社会作为“熟人社会”，生产者和购买者一般都是本地居民，产品若是人为导致质量问题，十里八乡都会知道，不但卖不出去，还会被人戳脊梁骨，还要连累父母、儿女、乃至亲友抬不起头来，代价太大。
基于这种熟人间的信任、监督、道德惩罚，构建起乡村较为稳定的信用体系。如果有人破坏这种体系，且屡教不改，只要不是杀人放火，则一般由乡绅、长者组成的团体，代表族人、代表地方进行惩戒，大不了驱离本土，让他去外地祸害别人罢了。
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乡村分工的精细化，生产的规模化，销售渠道的多样化，生产者改为本地生产，直接拉去外地“祸害外乡人”，这种信用评价体系就失去作用。
同时，乡土价值观也日益物质化，宗族传统权威早已被打破，乡镇政府的信用逐渐缩水，唯有钱包很鼓的有钱人，说出话来才有份量，才能服众，才被推崇为德高望重。那套传统而美丽的乡土文明体系正在崩塌！
当农民的双手被解放出来，却没有赚钱的途径，失业率高；随着空余时间增多，黄赌毒、庸俗文化逐渐渗透；离婚率高企，青壮年单身汉日益增多，给农村治安带来隐患；政府管理与服务的乏力，传统文明体系的崩塌……正一点一点蚕食着稳定了数千年的乡村秩序。如不重视，恐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。
如果让我尝试做一个定义，那就应该是：迅速解放的生产力，与落后的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。
遗憾的是，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乡村问题关心、研究得太少。即使看到问题，多数人都在望着城镇化，望着经济发展，指望时间来解决问题——仿佛农民就应该在大地上自生自灭。
罕有人关注乡村这些关键而根本的变化，这既是对农民的不公，时代的不义，也是任问题不断积累的不负责任。
只要真心为农民着想，为乡村做实事，一件件去做，问题总是会一点一点解决，乡村就会一点一点变好。毕竟，世风再变，农民依然是个懂得知足、感恩的群体。
也只有乡村得到真正的振兴，民族才有真正的希望！
作者：刘子，民间观察派，独立思考者，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。
乡村观察系列：
《乡下春天的葬礼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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